长征途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与斗争（二）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战胜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阴谋

俄界会议后，张国焘毫不理睬中央的批评，反而在阿坝的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上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即秦邦宪）北上逃跑”的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张国焘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

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对朱德发动突然袭击，逼迫朱德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斥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会场上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从容地回答：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是党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走。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

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听朱德、刘伯承的批评、告诫，于1935年9月15日和17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叫嚷“到天全、芦山吃大米”，蒙骗、驱使红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张国焘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还诅咒中央：“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一步发展，10月5日，竟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言行,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是“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11月12日，党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发去电报，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在“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指示四方面军：“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同日，张国焘的电报，俨然以“中央”自居，不称合法的中共中央为中央。电报中通报四方面军已占领天全、芦山，吹嘘已经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标榜“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继续坚持错误，说这“证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说”，并“指示”党中央：“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条：“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在这之前的9月底，张国焘接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联系的红二、六军团电台的空中呼号，遂利用红军总部的密码和总政委的名义，同二、六军团建立了通讯联系。从此，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张国焘切断。

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洛（即张闻天）等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尽可能通过朱德等做教育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估计到在当时仅以党中央出面做工作，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未必能够奏效，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即张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来教育争取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态度和办法，接受毛、洛给他的任务，不断单独或与洛、毛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党的错误，要张改弦易辙，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5年12月16日9时，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12月22日，林育英又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继续自称“中共中央”，继续攻击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是“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

文章来源：《分子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fzkxxbzz.cn/qikandaodu/2021/0121/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