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祛魅与人生意义的悖论纪念韦伯以科学为业

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一位在基本理念方面矛盾重重的思想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他在1919年亦即一百年前为慕尼黑一批大学生所做的“以科学为业”的讲演中，一方面十分强调科学祛魅的重要效应，另一方面却又深度怀疑科学知识对现实人生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结果落入了富于悲剧意味的自败悖论。

在这篇深邃隽永、文采飞扬的著名讲演里，韦伯努力遵循他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试图凭借他看重的“理智诚实”态度，描述和分析科学职业在整体人生中涉及的各方面内容，包括它与薪资教衔、授课技巧、灵感创造、天才体验、伟大艺术、灵性宗教、领袖先知、高贵价值、终极关怀之间或重要或次要的互动关联，想要以“学者（学术从业者）”而非“导师（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为莘莘学子提供建议，因此可以说不仅对听众们做到了苦口婆心，而且在阐释科学职业的基本使命（“志业”或“天职”）时也是洞见迭出，所以，一直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笔者认为，韦伯没有看到需要在联结“事实”与“价值”时的枢纽作用，没有看到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因而最终落入悖论是在所难免的。

一、问题的缘起

尽管人们赞叹韦伯的讲演言简意赅、内蕴无穷，也经常提及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陷入内在矛盾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却很少进一步深究隐藏在其后的学理根源。具体说来，这个矛盾主要凝结在韦伯下面两个见解的严峻张力之中。

一方面，他精辟地解释了理性化的科学知识两千年来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西方历史上发挥的“祛魅”作用，既指出了它在古希腊遵循“逻辑”法则，努力发现普遍“概念”对当时城邦公民从事正确行为的引导作用，又谈到了它在文艺复兴后借助“实验”取得的种种成就对音乐绘画乃至宗教神学的促进意义，并且从中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

科学进步是理智化进程的一小部分，但同时也是它的最重要部分。……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力量在起作用，一切都在计算的掌控之中，而这也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再也不用像那些相信这类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世界或祈求神灵去诉诸巫术。技术和计算取代了它们为我们效力，而这实际上也就是理智化对我们的首要意义。［1］(P28-29)①

韦伯作为顶级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标志性理念——“现代化即理性化”，正是以这种方式从“科学祛魅”的标志性理念那里衍生出来的，他认为人类社会主要是在理性化或理智化的科学祛魅的推动作用下，才逐渐摆脱了前现代的种种魅惑性的限制约束，最终步入了现代历史阶段，并且让“现代化”也因此呈现出了他所谓的“理性化”或“理智化”的鲜明特征。

另一方面，恰恰是在如此彰显科学知识的祛魅效应的过程中，韦伯又穿插介绍了当时学界包括他自己对科学知识的理性化后果的深重忧虑：“我们从属于理智化的进程已经数千年了，如今却常常对它抱有某种极端消极的态度。”［1］(P33)他非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它看成通向真正的存在、艺术、自然、幸福之路，反倒还会提出种种大不敬的质疑：除了在实用技术的层面上可以满足人们的实利需要之外，祛除魅惑的科学进步是不是还能具有其他更为积极的超越性功能，特别是帮助人们追求高贵的价值、找到人生的意义呢？在韦伯看来，答案几乎可以说是全盘否定的：

今天有谁还会相信，天文、生物、物理或化学能够教给人们有关世界意义或是追踪这种“意义”的路径的知识呢？倒不如说，它们更有可能从根基上毁灭任何相信世界拥有“意义”的信念！［1］(P33)

众所周知，韦伯之所以在将“现代化”归结为科学祛魅的“理性化”的同时，又把它说成是一座机械麻木僵化、匮乏人际情感、没有心灵魅力、缺失终极关怀的冷冰冰的“铁笼”［2］(P143)，所持的首要理据也就在于：

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化、理智化、特别是为世界祛魅的特征，它的宿命就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从公共生活里逐渐销声匿迹了，或是遁入了神秘生活的隐晦领域，或是转化为个体交往的直接友爱。［1］(P48)

不用细说，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获悉一个世纪前的学生们在现场聆听这些前后不一贯，甚至还相互抵触的矛盾话语时，内心深处会作何反应了。诚然，韦伯在这篇讲演里也曾依据价值中立原则表达了一个看法：他作为学者而非先知的职责，仅仅在于如其所是地把科学职业的本来面目描述出来；至于听众应当不应当选取科学作为职业，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但尽管如此，下面这一点似乎也是毋庸置疑的：身为学者，他恰恰理应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地清晰陈述自己关于科学职业的基本看法，而不能在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中，让渴望求知的学生们如坠云里雾中，甚至搞不明白韦伯本人是不是后悔选择了祛魅的科学作为终身的职业。

文章来源：《分子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fzkxxbzz.cn/qikandaodu/2021/0320/699.html